短期加剧美国通胀压力，长期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负面影响

　　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挥舞关税大棒，挑起贸易争端，关税政策呈现“基准关税+对等关税+额外加征”的三重叠加态势。其中，对中国输美商品的综合税率被一路加征，从10%到20%再到54%，随后又飙升至104%、125%。美国的关税政策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政策从表面上看旨在保护美国制造业，但实际上却暴露了美国经济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A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矛盾由来已久

　　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并非简单的衰退现象，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充满矛盾的结构性变迁，是全球化与资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数据上看，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40%跌至2020年的10%，从业人口比例从1945年的38%骤降至2019年的8.4%，传统工业中心如底特律、匹兹堡沦为“铁锈地带”，直观印证了制造业地位的衰落。然而另一组数据却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小时生产率在2000年以后仍以线性趋势增长。1987—201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114.8%，产值增加45.6%，且在汽车、飞机、芯片、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增速甚至超过日本、德国等传统制造业强国。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揭示了美国制造业“选择性转移”的本质——低端产业外流，高端产业强化，形成产业链顶端的“空心化”。

　　这一过程的根源可追溯至全球化浪潮与资本逐利逻辑的合力。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供给侧改革，其减税政策与资本自由化加速了产业的外迁。企业为降低成本，将纺织、塑料、资源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至中国、墨西哥等劳动力廉价的国家。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种产业转移的趋势更加规模化。

　　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劳动力成本陷入恶性循环。就如纪录片《美国工厂》中所呈现的那样，制造业工人年薪仅2.5万美元，远低于服务业岗位（如美甲师的4万美元），这导致工厂招工困难；而工会施压要求加薪进一步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最终迫使通用汽车等巨头因负债加剧而破产，或直接关闭生产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生存“脱实向虚”，转向金融与科技领域。从2020年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来看，微软、苹果、摩根大通等7家美国企业均属此类。美国金融、地产和服务业GDP占比早在1980年便超越制造业，硅谷与华尔街成为美国新经济的象征。

　　这种“空心化”现象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通过掌控芯片、生物医药等高利润产业，维持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的缺失使得美国的供应链变得极为脆弱。工人失业问题日益严重，“铁锈地带”的衰败现象愈发明显，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些都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治愈的顽疾。更严峻的是，制造业回流面临多重壁垒：劳动力成本高达亚洲国家的数倍，关键环节依赖全球供应链（如稀土加工、芯片制造），金融资本惯性亦阻碍实体产业的投资。

　　从深层次来看，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折射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短期逐利与长期稳定之间的冲突。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推动产业转移与金融化，虽在短期内攫取了全球化的红利，却掏空了国内经济的根基，催生泡沫经济与社会撕裂。要重振制造业，就必须突破成本、制度与资本等多重枷锁的束缚，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全球化深度绑定的现实背景下，这一进程注定步履维艰。

　　B特朗普关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谬误

　　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给出的理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极为严重，他认为其他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要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美其名曰是为了平衡贸易收支。具体来看，2024年，美国的出口总额达到了3.19万亿美元，而进口总额则为4.11万亿美元。通过这两个数据可以计算得出，2024年，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总额为9184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在加征关税时，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他们仅仅计算了单纯的实物商品贸易，却将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所获得的巨额收益选择性地忽略了。

　　实际上，双边贸易并不局限于商品贸易，还涵盖了丰富多样的服务贸易，涉及科技、媒体、金融、运输、旅游等多个范畴。美国在这些领域赚得盆满钵满，例如云计算、互联网、咨询、金融、文化产品等服务，大量出口到世界众多国家。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24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11074亿美元，进口额为8122亿美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贸易顺差为2952亿美元，与2018年3002亿美元的历史极值极为接近。总体上看，在最近25年里，美国服务贸易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进口额和出口额都增长了约3倍。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领域，2024年，美国在其他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方面的出口额都超过1400亿美元，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以中国为例，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对美国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并且美国还是中国服务贸易的最大逆差来源地，逆差规模整体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1—2023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额从最初的56.3亿美元持续扩大到了467.1亿美元，增长了7.3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年度顺差也大幅增长11.5 倍，达到265.7亿美元。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中国在旅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相对较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在与美国的服务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规模不断攀升。

　　C特朗普加征关税的真实目的与潜在风险

　　首先，美国服务出口正成为其他国家实施反制的重要抓手。

　　美国对外国商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如此一来，其服务出口自然就容易被其他国家当作反制的抓手。美国政府推行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极有可能给其当前顺差极为显著的服务业出口带来极为严重的危机。美国政府以缩小贸易逆差为借口，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然而却对自身在服务贸易领域所拥有的巨大顺差只字不提。

　　当下这场贸易冲突，已经在诸多方面对美国的服务贸易造成了冲击。在多方发出预警后不久，特朗普此前频繁“朝令夕改”的关税政策再次调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于4月11日晚对外宣布，联邦政府已经同意对智能手机、电脑、芯片等电子产品免除所谓的“对等关税”。这一系列的举措反映出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反复无常，以及其在服务贸易领域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其次，特朗普的政策有动摇美元霸权地位的潜在风险。

　　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领域的地位，是美国经济强大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基石。然而，特朗普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却有可能动摇这一地位。

　　尽管美国在经常项目方面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但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上却一直保持着顺差，其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就是证券投资。而这一现象背后的关键因素，恰恰就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具有特殊地位。由于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大量闲置的海外美元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这些资金大量用于购买美国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从而推动美国上市公司的估值不断上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慢牛”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海外美元的贡献。

　　再次，“制造业回流”看似可以成为一个经典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倒退的行为。

　　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是引导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换代。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一常规路径，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

　　从关税政策来看，其虽然旨在促进工业化，但更直接的作用是将美国的生产活动重新导向工业投入领域。例如，特朗普提高了金属关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成本等，但同时也刺激了钢铁和铝等相关产业的生产回流。然而，这种回流只是将工业经济在价值链上向下移动，而非向上提升，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不合理的调整，不利于长期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特朗普加征关税的真实目的主要在于政治博弈以及对中期选举的考量。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这一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动机远远比表面上所宣称的“制造业回流”和“减少贸易逆差”要复杂得多。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其2026年的中期选举做准备，是为了迎合特定的选民群体，而非真正的政策核心所在。因为美国并非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大部分的利益蛋糕被蓝州所获取，而红州则不得不承担制造业外流所带来的损失。在这一轮关税战中，以金融和科技作为支柱产业的深蓝州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D关税风暴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从美国来看，其对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直接推高物价，例如美国鸡蛋价格如同火箭般飙升。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受到影响，供应链成本的传导作用也使得中间品关税通过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间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例如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等关键中间品的涨价，将会进一步提升生产成本。

　　而目前美国正面临着劳动力紧张以及住房成本居高不下的“双重短缺”局面，关税通胀与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极有可能导致2025年的通胀中枢迅速上升至3%以上的水平，从而触发“二次通胀”。

　　从中国来看，尽管中国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已从2018年的19.2%下降至2024年的14.7%，但短期内外部需求的下滑仍有可能通过企业利润的下降而传导至就业和居民收入领域。在此情况下，我国需要通过扩大内需（例如实施消费补贴、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举措）以及实现出口的多元化来对冲这种冲击。

　　面对关税战带来的进一步冲击，我国凭借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能够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及进行技术升级等方式来稳定供给端。与此同时，还可以启动货币政策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进一步提升财政赤字率等措施，为经济提供底部支撑。

　　整体来看，贸易摩擦的影响直接波及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全球股市出现了全线暴跌的局面，无论是亚太股市、欧洲股市还是美股都未能幸免。美国“对等关税”政策还冲击了全球资产和贸易全球化进程。关税的增加不仅推高了物价水平，还使得美国经济面临更加严峻的“滞胀”风险。

　　对大宗商品市场而言，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无疑给市场带来了短期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供应端可能因出口受阻而增加库存压力，而需求端则可能因经济预期变差而萎缩。这种供需失衡的情况会加大价格的波动，尤其是那些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品种如有色金属和化工品等可能会经历一波剧烈的行情波动。关税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结合当前形势与历史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应对复杂环境：

　　一是低估值与盈利韧性是硬道理。在外部冲击下，盈利稳定、现金流充沛的上市公司更能抵御风浪。A股中的消费行业龙头（白酒、牛奶等），以及养老保险、医疗保健等行业的优秀者也因有社会刚性需求的支持而在未来有稳定的盈利预期。

　　二是科技自主与产业升级面临政策红利。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聚焦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如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政策扶持下相关产业（如光伏、储能、智能驾驶）或迎来爆发期，而港股中的科技龙头因中概股回归预期和盈利增速优势，成为外资回流的重点标的。

　　三是区域多元化以实现投资风险分散。美股中的科技巨头股价因中美的博弈而大幅回调，为投资人带来了低位参与的好机会。另外，日本市场与日元也是多元化投资策略调整的一个选择。

　　四是多黄金空原油等大宗工业品的商品对冲策略。关税使得大宗商品供需失衡加剧，商品走势分化。一方面，全球避险情绪升温，黄金短期避险属性以及长期货币属性增强，延续多头思路。另一方面，原油等大宗工业品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表现较弱。因此，总体商品市场可以采取多黄金空原油等大宗工业品的商品对冲策略。（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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